昨天的报纸：有思想有尊严的写作

作家叶炜要写10本大学系列长篇小说

《大学.com.狼》、《大学.com.羊》已出版

2008-01-08 来源: 彭城晚报

　　青年作家叶炜的大学系列长篇小说《大学.com.狼》、《大学.com.羊》近日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在今日开幕的北京图书订货会获得重点推介，还上了该社订单的封面。该书责任编辑透露，上订单封面的书籍全社一共不到10本。

　　据悉，针对叶炜系列小说的研讨会也将于近期在徐州召开。

　　叶炜是中国作协会员，现在徐州师范大学工作，其长篇小说《富矿》入选了2007年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著有长篇小说《背叛》、学术评论《思想长征》等著作8部，在期刊杂志发表各类文字200余万字。

　　此外，叶炜大学系列长篇小说将陆续推出10本，除已经出版的《大学.com.狼》、《大学.com.羊》外，其他小说也将于年内推出。

二、访谈：

叶炜：有思想、有尊严的写作

记者：为何要创作大学系列小说？

叶炜：创作大学系列小说，源于我对大学的深刻体察，对大学生生存现状的忧虑，对知识分子的关注。自上世纪80年代起，文学题材日益丰富，从农村到城市，从革命到改革，从公检法到白领外企，从官场高层到市井细民，都成为作家表现的对象。而大学，作为社会文明的领跑旗帜和人类前进发展的引擎，表现的作品却一直不多。其中，较有影响的大学题材作品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围城》（钱钟书）和《未央歌》（鹿桥）等，九十年代初年代出现过马瑞芳的“新儒林系列”，以及近年的《沙床》、《桃李》、《所谓教授》、《桃花》等。

我一直在高校工作，在熟悉生活的基础上，先后创作了大学题材小说《背叛》、《坠落》等五部长篇，先后由长江文艺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2003年创作的长篇小说《背叛》（13万字，2004年12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2005年再版，中国作家协会《长篇小说选刊》推介，《城市晚报》等数家报纸连载）对上述现象进行了初步的校正与反思。现在又经过近五年大学生活的沉淀，我又有了对大学的再认识与再思考。我希望把真实的大学情况展示出来，现在的大学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复杂凌乱不堪，它仍旧是一块相对干净的净土。

记者：为何要做“大学读物”？你为何把大学系列小说定位为大学读物？

叶炜：如果我要说当代大学生整体素质不高，你大概可能不会同意。但当代大学生的素质状况的确让我们不敢恭维，我身在其中，所以了解的比较多。当然我这是就多数而言，不否认有少部分的大学生还是有理想有追求的。现在我们整个社会大环境不能说很好，为什么文学类的图书卖不动，一方面和书的质量有关，主要的方面还是现在没有多少人还能够静下来读书。包括大学生们，他们也不不读书。他们只知道应付考试，学习课本，有的甚至连课本都不看。我想写一点面向大学生的小说，对他们有所启发，或者说的理直气壮一点，对它们进行启蒙。

我曾经在有关批评余杰的文章中指出：启蒙意识的觉醒是“五四”的产物，是受到西方深刻影响和“启蒙”后的结果。虽然就中国目前的情形而言，恰恰是启蒙者被被启蒙者视为“疯子”的时代。现状逼迫我们不得不以通俗的迎合大众的方式去启蒙大众，我很明白这种充满功利心的启蒙是不可取的，这是一种背叛启蒙的行为，但我们没办法。

之所以把小说定位为大学读物，是因为小说毕竟是文学，要利用小说对大学生进行思想启蒙，以比较通俗的“读物”才会有更好的效果。

记者：偶像作家郭敬明也在做青春读物？你和他有什么不同？

叶炜：我很少阅读郭敬明他们的作品，只看过少量的文字。他的文字有自己的特点，符合青少年的阅读口味，因此他写的小说很受初高中生的欢迎。他所做的所谓青春读物只是普通“读物”而已，纯粹追求情感上的愉悦，他是为做读物而做读物，读物本身就是他的目的。我之所以提出大学读物这个口号，就是要表达与他们所谓“青春读物”的巨大区别：我是要通过大学读物向大学生们传达我自己的思想，在潜移默化中触动他们对大学的思考，对自身境遇的思考。也就是说，做大学读物只是我的一个媒介、桥梁，读物背后的思想才是我的追求。这也是郭敬明的写作只能是面向初高中的文学读者的原因。

记者：做大学读物有何前景？

叶炜：大学读物面向当代大学生，相比较而言，他们的文学素养要比初高中好的多，而且在接受层次上也理性的多，因此他们对作品也挑剔的多。但只要作品写得好，他们也会有阅读的需要。大学生是一个巨大的阅读群体，通过阅读提高自身文学素养，进而来改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处事能力，这对于他们是很有好处的。只要唤醒他们阅读诉求，大学读物就会有很好的前景。

记者：前一段时间，围绕着大学语文读本出现了很多争论，你提出大学读物这个概念与这个有没有关系？

叶炜：大学语文读本问题因为许多学者观点不同产生争议是很正常的，但仔细考察这些争议会发现，争议的背后几乎都贯彻着一个统一的思想，就是要改变大学语文读本的一元化格局，建立多元化的阅读。仔细想一想，在没有这么多的大学语文读本之前，大学生的阅读口味其实是很狭窄的，他们没有选择，只能接受一种读本，这不能激发多元思维，我认为这也是当代大学生难以产生独立思想的一个直接原因。我创作大学读物，其目的也是建立多元的大学阅读场域。但这和大学语文读本不同，语文读本是经过学者们筛选过滤的，仍然贯彻着别人的意志。我提出的大学读物仅限于小说，而且是我自己创作的小说。我要打造“大学。com。”品牌。因为是小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比大学语文读本要好读。更为重要的是，我写的是大学生活，更容易被大学生所接受。

记者：你的小说偏重于暴露，为什么？

叶炜：鲁迅先生在谈到自己的小说时曾经说过：“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考察鲁迅先生的创作，他的这个创作思想始终贯穿于小说创作。我是很认同鲁迅先生的这个观点的，我曾经不止一次地申明我的创作思想，就是要对生活做出自己的思考和干预，在自己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力求对读者有所启发，把那些被有意无意遮蔽起来的“常识”重新变为人人知晓的道理。我在大学时代出版的作品集《五月的爱情》序言中说过：“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企图用自己手中的笔建立人类历史原始博物馆，就像我所敬重的沈从文先生所说的要在山上建造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我一直都信奉荀子的人性善的学说，因此想尽量多说“历史的好处”。但是当我从史料中看到诸如焚书坑儒和文革这样的人类恶性之后，看到现实中的种种丑恶之后，我彻底失望了。我不能欺骗自己的眼睛，不能一厢情愿地“多说历史的好处”了。因此在我的小说中出现了不同于“正史”的东西。但我还是相信，人类是善良的，这也许在现在还不是一种奢望吧。” 已经有那么多的作家作品为历史为生活说了那么多的好话，我想不需要我再来继续“粉饰”了。因此，我选择了批判和所谓的“暴露”。

记者：据我所知，你的学术写作也很有特点，你去年出版的《思想长征》受到读者欢迎。正如这本书的名字所昭示的那样，这是一本很有思想的书。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生的作家中，能写小说的有不少，能搞研究的也有不少，但既能够写小说，又能够搞学术研究的很少，你是否认同作家学者化？你今后打算这两个方面怎么发展?是有所侧重还是均衡发展？

叶炜：因为在高校，我走学者化作家的发展道路不可避免，这是我自身的特点和喜好对生存环境做出的必然反应。我喜欢写作，也喜欢搞学术研究，尤其是对现当代的思想史和文学史特别有兴趣。这也是我选择边写作边读研究生继续深造的原因所在。不管是写小说还是搞研究，我都提倡有思想的写作，有尊严的写作。所谓有思想有尊严，就是不受制于任何人，读者也好，编辑也罢，都不能束缚我的写作。我把写作分成三种层次，一种是为稿费，一种是为读者，一种是为自己，在经历了前两种写作方式以后，我要尝试着为自己创作了。我认为唯有第三种写作方式才是自由的，才是可以产生大作品的。

所以，我很认同作家学者化，也愿意成为学者型的作家，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有更广泛意义上的深度，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写作。

记者：作为学者型作家，你对当代小说创作有何看法？

叶炜：当代小说创作参差不齐，但也不是像某些汉学家和作家所说的那样，当代文学都是垃圾。你可以对当代小说创作不满意，但你不能一棍子把当代创作全都打死。现在有不少作家的创作都是不错的，像江苏的赵本夫、叶兆言，山东的张炜，北京的徐坤，河北的铁凝（现为中国作协主席）等许多作家差不多都是属于学者型作家，他们写的作品可能不是很多，但都很有自己的思考。我觉得他们仍然是当代小说创作的中坚力量。至于现在恶炒起来的所谓“80后”的创作，也不能否认他们中间也有写得很好的。但就具体情况而言，当代大多数作家的小说写作整体质量不高，缺乏80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那种创作的激情和爆发力。这不仅仅是和作家素质有关的问题，更是和时代环境有关的问题。在小说无法“文学”的年代，创作质量的下滑是可以预见的。

记者：你第一部小说发表于1999年，那年你是22岁，大学三年级时又一次推出两本作品集，应该说起点还是很高的，我注意到你把这期间的创作归于大学时代的写作，什么叫大学时代的写作？你怎么定位你现在出版的大学小说系列？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

叶炜：我之所以把那些文字称作大学时代的写作，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是大学时所创作所发表，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小说的取材大都是有关大学校园生活的。更为重要的是，我把它们视为我为今后的创作打下的基础。它们是我以后写作所必须作的铺垫，没有它们就没有我现在对语言的熟练掌握和对写作技巧的初步运用。我把自己大学时代的写作分为两个阶段：大三以前欲望化写作和这之后的理性化写作，分水岭就是《五月的爱情》。我的第一本书《五月的爱情》出版以后，有人对我的写作提出质疑和批评，这些批评都是善意的，是为了我更好的前进。我很清楚自己的欲望化写作走得太远了。在我主编的与《五月的爱情》同期出版的《走过年轻》（文学作品集）中我曾流露过想跨越“年轻”的愿望，其实那时也就是22岁的年纪，哪能真正“走过”年轻呢？

现在出版的大学小说系列从取材来看，大概也可以归于大学时代的写作，但从写作时间来看，则是一种更加成熟的写作。我把他们称为大学读物，就是要体现出这些作品的思想启蒙性质。我在一点一点的建构大学小说体系，我现在所生产的“一砖一瓦”，都是为了建立将来的小说“大厦”。

记者：今年获得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的长篇小说《富矿》是什么题材？主要内容是什么？

叶炜：小说取材于苏北地区矿区和村庄的结合部，时间跨度为建国初期到20世纪末期，主要展现煤矿（现代工业文明）改变村庄（乡村传统文明）的过程和历史趋势，同时也展现乡村文明对现代文明的同化和渗透。小说放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背景下，是一部中国苏北农村（煤矿）变迁史。我试图通过近50年的时间段，把建国后重大历史事件（大跃进运动、知青上山下乡、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以若干小人物的视角展示，以艺术的方式凸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小说主要塑造了农村姑娘麻姑和笨妮以及煤矿工人的群像，重点塑造了煤矿矿长陈尔多和工人蒋飞通，小说通过对农村姑娘麻姑和煤矿工人蒋飞通爱情和婚姻描写，折射了乡村文明和现代文明的交融和反拨。作为互相呼应和补充，小说还塑造了农村姑娘笨妮以及村长喜贵等人物。

小说的场景放在传统保守的苏北鲁南交界地一个落后的小村庄——麻庄，这里煤炭资源丰富，是百年来各种势力争夺开发的矿区。麻庄煤矿在麻庄旁边建立起来以后，南方矿工纷纷到来。随着现代化厂房的建立，乡村文明进程得到改写，农村观念的解放得以加速，乡村农民的精神状态得到改变。从南方来到北方的煤矿工人大多是单身，煤矿在解决他们的婚姻问题上不得不向当地政群组织求助，使矿工和当地姑娘发生血亲上的关系，许多矿工（现代）娶到了当地姑娘（传统），从而使工业在改写农村的同时，也受到了乡村的同化。在这种纠缠中互相渗透、发展。小说撷取其中有突出代表性的一对——麻姑和蒋飞通，比较成功地塑造了城乡文明交错背景下的人物内心的冲突和焦虑。

小说还尽可能地对两种文明所发生的冲突进行清理和反思，在现代文明和传统文明的对比中，揭示了隐藏在生活表层下的丑恶和浑浊。从而让小说的主题得到升华和多样化，增强小说的思想性和文学性。小说写了苏北乡村的风貌和风俗习惯，充满了诗情画意，以调节小说的情节推进。

记者：可以看出，你的写作主要围绕着两块展开，一个是大学，一个是农村，为什么？

叶炜：原因其实很简单，几乎所有作家的创作资源都来自他所熟悉的生活环境。我也不例外。我从小生活在乡村，熟悉那里的环境，对中国农民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淳朴和不足都了如指掌。况且我的祖辈世世代代就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写农村生活顺手拈来。但不可忽视的是，我对农村的观察大多来自童年的经验，我所熟悉的农村正在发生着变化。这些变化又是我所不熟悉的。因此，我把创作视角同时转向了大学校园。

我在山东读了四年大学，毕业后又直接在大学工作，现在又继续在另一所大学读在职研究生，熟悉大学里面的环境和在这里生活、工作的人。从大学寻求创作素材是不可避免的。其实考察我目前所有的创作就会发现，我的写作大体分为两类，一种是农村题材，另一种就是高校题材。以后还会沿着这两个方向走下去，寻找我自己的“富矿”。

记者：在其他领域有没有什么突破？

叶炜：《富矿》涉及到了煤矿生活，是一种新的写作尝试。另外目前对动物题材小说发生了很大兴趣，已经创作出了中篇小说《鹿王》，将刊登在2008年第一期的《飞天》杂志上。下一步准备再写一些动物小说。不知为何有时候我忽然会对人类有一种失望感，在某些方面，人类的所作所为的确还不如动物。相对于人类而言，动物往往更可爱，更能表现文学的思想。当然，即便是以动物为写作资源，我也不会为了写动物而写动物，写动物也是为了“观照”人。

记者：我发现除了小说，你还创作的不少的诗歌，你对诗歌怎么看？

叶炜：诗歌是更加纯粹的文学，正如有人把它比作文学的皇冠一样。诗歌所需要的不仅是勤奋，更多的是创作的灵感。没有灵感无法写作诗歌，硬写出来的作品肯定不是好作品。诗歌生存环境要比小说严酷得多，现在没有多少人还会去读诗歌。但诗歌一定会不断继续发展，因为它变得更加纯粹。

记者：前一段时间，因为郭敬明加入作协，文学界出现了不少评论。你作为江苏省最年轻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你对作家制度有何看法？

叶炜：呵呵，对于郭敬明入协事件，我持反对态度，为此写了三篇文章，也引起了一些反响。其实我反对的理由不是郭敬明创作本身，而是他的剽窃和拒不道歉行为。但现在我明白了，这是作家协会发展的需要，是为了把他们纳入政治管理的需要。明白了这一点，我就不仅为郭敬明们感到悲哀，更为自己感到悲哀。对于中国作家协会，其神圣感越来越低迷。作家制度是贯彻意识形态所形成的规则，对此，我无法评价。但我始终认为，作家协会应该为作家谋取更多的利益才对。

记者：作为70年代后期出生的作家，对“80后”“70后”有何评价？

叶炜： 80后很年轻。正因为他们年轻，才和年轻读者有着天然的接近感。他们写出来的东西才更能被年轻的群体所熟悉所接受、喜爱。当然，熟悉、接受、喜爱不能代表作品的水平，年轻除了意味着纯真、梦想以外，还意味着肤浅。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被某些评论家吹捧的80后写作群体，在他们的作品里面，很少能看到思想性的东西，无论是韩寒，郭敬明，还是比他们稍晚起来的张悦然以及李傻傻，这些被出版商精心包装经过不明就里的媒体吹捧起来的“年轻”作者们，除了赢得了众多眼球以外，几乎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值得回味的好作品。80后的崛起，让我们看到了媒体的强势力量，看到了出版商的策划和包装的“用心良苦”。可以说80后作者群的崛起背后，是出版商和市场的强大合谋。对他们的炒作，让我们想起了批评界对“70年代写作”的武断命名和对“70后”作家的严重遮蔽。2004年之前，在文坛上经常被我们津津乐道的恐怕就是70年代人写作了。和对80后的命名类似，“70年代”写作也是被某些别有用心的所谓评论家通过强势媒体炒作出来的，与80后不同的是，70年代群体主要的推出者是文学杂志，而80后则是出版商和网络（也许正是这个唯一的不同点，让当初70年代人的写作比现在的80后稍微好一点）。

其实，当年的70年代写作群体与今天的80后有着很相似的生长境遇。同样的年轻，同样的富有才气，甚至连崛起的姿态都很相似，都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宏大气象。时隔若干年，等到我们看到80后也遍地花开一地鸡毛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静下心来总结一下当年迫不及待对70年代人提前仓促命名的失误。不能否认，70年代人的提前命名，在遮蔽了很多有才华的写作者的同时，也给这个群体中的一些泡沫天才提供了顺利搭车的有利时机。由此我们断言，80后的提前命名也一定同样会淹没一些富有才情的写作者。我敢说，用不了多久，某些不甘寂寞的所谓评论家们，还会迫不及待地去争对90后创作的命名权。

评论界的迫不及待，只能让70后的悲剧一再重演：一方面让一些写作天才过早地迎接了镁光灯的虚幻，从而重演了伤仲永的悲剧，另一方面也造成一大批天才不幸被遮蔽。不过，这也让每个年代后期出生的写作者有了忍耐寂寞的锻炼机会。但我还是觉得，对一个写作群体进行命名，尤其是以年代为他们命名，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最理想的方式是等到这个群体的突出代表或者杰出者都能浮现出来再来命名也不迟。当然我们也可以为被提前命名所遮蔽的作家正名，但对一些泡沫作品的传播却没有机会及时阻止了。我觉得用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作家来概括“70后”和“80后”比较合适。

记者：与80后郭敬明、韩寒相比较，你们这一批“70后”作家还没有领军人物，你觉得原因何在？你有没有成为领军人物的想法？

叶炜：原因在于这个群体创作风格多样化。领军人物是个什么概念？谁又能代表谁？如果我能够代表别人，我当然愿意成为一个标杆。其实能否成为领军人物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把作品写好。

记者：你的写作信条是什么？

叶炜：从容不迫。沉潜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