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福地》人物形象的文学史意义

耿宝强

（滨州学院 人文学院，山东  滨州256603）

摘要：叶炜《福地》中的老万，是地主，是麻庄的守护神，是乡土精英。但本质上，他还是个农民，还保留有农民的保守、狭隘与自私等弱点，在历史的许多岔路口，既没有选择的能力，也没有选择的机会。他更真实，也更能代表绝大多数的地主，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截至目前，最接近历史上绝大多数地主真实的文学形象。

关键词：老万；《福地》；地主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On the Significance in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Characters inLand of Promise

Geng Baoqi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Binzhou University, Binzhou, Shandong 256603)

Abstract:  Lao Wan inLand of Promise by Ye Wei, is a landlord, the guardian angel of Mazhuang Village, and an elite in the countryside. But in nature, he is still a farmer, who has weakness of the farmers as being consevative, blinkered and selfish, and who has neither the ability nor the chance to make a choice at the turning point of history. He is more genuine, more likely to represent the majority of landlords, and so far,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s the charater nearest to the true images of most landlords.   

Key Words:Lao Wan; Land of Promise; Landlord

 作为当代新乡土写作的代表作家，叶炜“乡土中国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福地》，影响甚大，好评如潮。有人说：《福地》“以乡土叙事、 家族叙事、 革命叙事和历史叙事纵横交织，构建起多元、多维、多声部的乡土中国记忆”。^[1]有人说：《福地》采用了四层时间隐喻，采取了以女性身体苦难寄托对现代政治文化的反思的叙事策略。^[2]有人说：叶炜已经完成了乡土叙事的自主性建构，表现为乡土叙事模式、审视姿态、文化审视与重建、精神立场的自主性。^[3]有人则从乡土味道、文化底蕴、历史丰满三方面分析了《福地》引人注目的原因。^[4]但截至目前，尚缺乏对典型人物形象的研究，虽然上述从叙事策略、乡土文化角度的研究不可能不涉及人物，尤其是老万。李新宇先生说：老万“有很大的认识价值”^[5]185。而要认识老万的价值，老万的文学史意义，就要先弄清老万是个什么样的人，并将之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地主叙事流变中去考察。

一、作为麻庄守护神的老万

《福地》讲述的是老万的故事。“他是麻庄首屈一指的大地主”^[6]，“打祖爷爷辈起，村里人丁多半都是他家的租户和长工”，“他一直过着衣食丰足的大地主的日子。”作为麻庄的精神领袖，麻庄人的主心骨，他的念想很单纯，就是“好好在麻庄守着，守护好祖辈开创的这份家业，守护好麻庄的天地人鬼神。”丁丑（1937）年，硝烟即将弥漫过来了，老槐树——其实也是老万——说：“即使能跑我也不会跑，我要守住麻庄，无论这里将要发生什么。”

他这一生所做的，也就是这个事。故事从辛亥（1911）年，他的妻子绣香一胎四孩、难产而死写起，一直到乙丑（1985）年，等到万禄的消息去世为止。在这74年中，在波谲云诡的社会面前，他多次挽救了麻庄。

癸亥（1923）年，原本和他约定绝不侵犯麻庄的土匪孙大炮，在劫车后，跑到了麻庄；之后，兖州镇史张培荣索要200块现大洋，老万给了。

庚午（1930）年，面对连续二十天的大暴雨，老万在老槐树下摆好了香案，长跪不起，感动了上天，雨停了。之后，他将自家的储备粮，借给了村民，虽然每借一斗米，来年都要还三斗，但村民还是很感激他。毕竟，命保住了。

面对刘老黑烧粮，奸淫民女，老万认识到：守住麻庄必须靠自己。于是，他建了民团，修了土围子，挖了通往马鞍山的密道。乙亥（1935）年，黄河决口，村里的粮食都被冲走了。他让无处安身的村民，暂住在了盘龙道观，并引导他们翻地种粮，重建家园；还给了仇人陆三父子挣口活命饭的机会。

为了保卫麻庄，他带领民团修了炮楼，在戊寅（1938）年，让鬼子尝到了进入抱犊崮地区以来的第一次失败！己卯（1939）年，经过日本飞机的三次轰炸，麻庄已经不成样子了。“老万决定放弃麻庄上马鞍山。”“围着满目苍夷的麻庄走了一圈，老万心疼得要命。”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坚持让孩子们念书：“有一天太平，就让孩子念一天书。”

庚辰（1940）年，鬼子抓走了嫣红和冬菊。解救她们的战斗，消灭了大寺庙里所有的鬼子，是抱犊崮地区消灭日伪军最多的一次战斗。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麻庄唯一没有挨饿的是老万家。看着麻庄饿殍遍地，万寿号啕大哭，老万就把粮食分给了村民。当然，他还是存了点私心，把一袋粮食放在了地道最深处。这一袋粮食，成了次年麻庄生产自救的催化剂。为了打井，万春捎回的十几个馍，老万都舍不得给家里人吃。最终，井打成了，麻庄得救了。

守护麻庄，是老万的宿命，就像万福所说：“老头子一辈子守护着麻庄，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都不曾灰过心，丧过气。”而能够守护好，是需要智慧的。他的精明，刻在骨子里，体现在每件事情上，非一般人所能比。

他的信条是“有我老万在，麻庄是不会饿死人的”。为此，他像极了那只活跃在麻庄南场的老鼠王，总琢磨着如何存粮食，也确实偷偷囤积了不少粮食。壬午（1942）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他场边纳凉，发现老鼠们藏在树洞里的如同小山一样的粮食，立刻认识到要有大灾荒了。结果，干旱持续了大半年，夏粮没收成。戊戌（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家家户户杀鸡宰羊，蹲在公共食堂前，看着人来人往的乡亲，他就有了一个可怕的预感：这个吃法，迟早完蛋。于是，将一些粮食藏在了盘龙道观。大炼钢铁时期，又藏了一个大铁锅在那里。

存粮是为了生存。为了生存，他表现得很机智，甚至很狡猾。壬午（1942）年，陆小虎当了“农抗会”会长，要减租减息。老万直接表态：租种他的地，愿意交租，就交；不愿意交，就不交！表面上看，他给指了两条路，乡亲们可以自由选择。但事实上，陆小虎在村人心中的地位与威望，怎能与他相比？正如他所料，不久后改选，他就当了会长。住在他家的胡政问他对“农抗会”的看法，减租减息有没有损失。他当然不喜欢“农抗会”，不希望减租减息。但他说：只要能激发农民抗日的积极性，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好事、好办法，就坚决拥护。他不知道胡政的具体身份，但感觉到是个大人物。胡政离开时，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他还搞了个全羊宴饯行。丁亥（1947）年，面对土匪刘老黑，老万表现得多么从容：他盘算了敌我势力对比，认为有胜算；刘老黑不让他回家，他便朝着欢喜使眼色。欢喜暗中组织了村民，赶走了刘老黑，并借机恢复了民团。他想得很清楚：有了自己的武装，就不怕陆小虎再没事找事了。甲午（1954）年，孙大脚死了，老万到现场看了一眼，就断定不是意外死亡，事实上，就是陆小虎蓄意谋杀的。己亥（1959）年，陆小虎跟踪老万，发现了私藏粮食的秘密。为了达到吓唬陆小虎的目的，老万引诱他进了地道，将之封在了里面，之后却又放了他，还答应了他提出的让嫣红嫁给他的要求。

但本质上，老万是个忠厚人。他时时记着他爹临死前的告诫：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他善待村里的每一个人，对租户和下人的态度一直很温和。他敬天敬地敬苍生，麻庄“七月十五请麻姑”的风俗，麻姑庙塌了以后，淡了，坚持下来的只有老万家。绣香难产而死后，他知道了自己“硬命，天生克妇”，“才和滴翠偷偷往来，宁可偷食不愿迎娶。”12年后，在王顺子、滴翠都同意，又付出了“几亩水田，加十块大洋”的代价后，才收了她。私塾是他给了秀才王二二十块大洋，为了保住麻庄的精义办起来的，但当万禄与陆小虎因为嫣红打架，王二提议“想个法子撵走陆小虎”的时候，老万直接拒绝，送万禄到新式学堂去了。癸酉（1933）年，万禄看到了嫣红和陆小虎偷情，要枪毙他，陆三求情，老万“把枪口从陆小虎头上挪开，慢慢指向陆小虎的一条胳膊”。己卯（1939）年，由于日军轰炸，“老万决定放弃麻庄上马鞍山。”那些因为失去了亲人不愿意上山的乡亲，都被老万一一说服，上山避难了。丁亥（1947）年，安婆的丧事就是老万张罗的，为了让她少受罪，还按照算命先生的交代，在亥时下葬。

对村人如此心怀慈悲，对陌生人依然。辛未（1931）年，为了取得扒火车的老洪的信任，老万进了窑子，但只让冬菊和他说话，在冬菊“你就可怜可怜俺，睡了俺”的恳求下，才睡了她，并把她带回了麻庄，娶了她。壬午（1942）年，他到药房买药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卖了羊收了假银元没法买药的花白头发的老女人，立刻给了她两块真银元。甲申（1944）年，知道青皮道长是奸细后，万禄要去除掉他，老万说：“他毕竟是我多年的老友，你的师父，你手下留点儿情。”己丑（1949）年，他将走投无路的日本女人香子收为了干女儿。

当然，他更爱自己的家人。丧妻后，为了接续香火，他娶了绣香，绣香难产而死，他后悔没听青皮道长的话。孩子们小的时候，怕他们受欺负，不让他们上私塾。庚申（1920）年，万寿要被瞎子带走，老万的眼泪“终于没有忍住，啪嗒啪嗒滚落下来”，真走的时候“已是泪流满面”。万福万禄万喜被龙卷风卷走，老万“对几个下人哭号”。万福滴翠乱伦事败露，老万把他扔到了古镇大药房，但心里并不好受。乙亥（1935）年春节，四个孩子都不在身边，老万“处于暂时的悲观失望当中”，只有喝酒解忧。丁丑（1937）年，看到万寿和欢喜平安归来，老万“眼泪唰的一下就下来了”。戊寅（1938）年，再一次见到万福，老万“忍不住鼻子一酸，抹了抹眼角。”丙戌（1946）年大年初一，做过汉奸的万福回来了，老万老泪纵横，只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陆小虎一脚踢得万福跪倒在地，老万气得直跺脚。丁亥（1947）年，鲁南战役打响了，万禄万寿在不同的阵营里，老万那个揪心啊。丁酉（1957）年，陆小虎叫万寿万右派，老万很少见地发怒了，把大半碗糊糊倒在了陆小虎头上。乙丑（1985）年，已经98岁的老万，在等到了万禄的消息后，溘然长逝。

总之，老万是麻庄的守护神，一个为保护麻庄倾尽所有智慧的乡土精英。为了生存，为了保护麻庄，他调动了自己的所有智慧，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心怀慈悲，敬天敬地敬鬼神，疼爱家人，善待村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他人；他有朴素的民族情感，当外侮入侵，会倾其所有，奋起一战。

二、老万的另一面：选择的能力与权利

李新宇先生在谈及农民的苦难时，说老万“既承载着中国农民的几乎全部的美德，同时也体现着乡土精英们身上的某些问题。”这问题就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各种不同的道路面前”，在历史的许多岔路口，包括老万在内的乡土精英们并没有选择的能力，并因之走向了受奴役之路。^[5]185很有道理。但进一步思考，他们的确缺乏选择的能力，但他们有选择的权利吗？

先说选择的权利。壬戌（1922）年，万禄为保护黑山羊打死了土匪。孙大炮找上门来，老万抵赖不成，只有答应了他提出的“把那些枪拿出来，再交给我一个娃”的条件。癸亥（1923）年，因为孙大炮曾跑到过麻庄，兖州镇史索要200块现大洋，老万只有给，并只有以破财免灾自慰。甲戌（1934）年，潘大柱带人来抓万寿，当他要走向欢喜房间时候，“老万上前一步，被他一个推搡，倒在地上”，并带走了欢喜。丁丑（1937）年，嫣红生下了陆小虎的孩子，老万气得差点背过气去，经冬菊劝说，他也就不再难为嫣红了。丙戌（1946）年夏天，农会分了老万家的地，“老万看得很淡：分就分吧，既然是上面的政策，对乡亲们有好处，就没话说。”陆小虎除奸抓万福，老万去讲理，被陆小虎用力一推，差点摔倒。陆小虎又飞起一脚，踢在万福膝盖上。万福惨叫一声，跪倒在地。老万气得直跺脚，也无可奈何。丁酉（1957）年，陆小虎整治万寿，老万发了怒，也没用；让陆小虎不再整万寿的，是万寿通过万福对他的贿赂。丁未（1967））年，红卫兵批老万，他只能笑眯眯地坦然对之。他的四个子女，为匪为盗为奸为党，对保护老万，保护麻庄，都发生过作用，但这并非老万的设计，而是顺其自然的结果。对老万的这些做法，李新宇先生说：“等于放弃选择，对历史进程投的是弃权票，最终却是归依于强势。”^[5]186这是事实，但面对暴力，面对强权，面对孩子们不可预知的未来，他又能如何呢？

再看选择的能力。辛未（1931）年，老万请青皮道长训练民团，青皮要武器，老万“还真是有些犯难。”进了枣庄，他也不知道怎么联系扒火车的人。壬申（1932）年，当万禄万喜商量要里应外合消灭刘老黑的时候，老万紧皱眉头，问万喜：“你真想清楚了？刘老黑再坏，俗语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甲戌（1934）年，他不明白“万禄和潘大柱带的队伍都是国军，为啥一个姓张一个姓汪。”壬午（1942）年，他不明白“农抗会”到底是咋回事，“不但要抗日，还要进行减租减息和反霸斗争”。甚至到了丁亥（1947）年了，他还说：“现在麻庄是解放了，但保不准明天国民党的人又会打过来。所以万家的人最好不要出头”。因此，鲁南战役打响的时候，他为万禄万寿在不同的阵营里而揪心，“欢喜做支前队队长，不支持不反对。”

也就是说，面对社会发展的多种可能，老万既没有选择的权利，也没有选择的能力。这样说，是因为老万是精英，但只是乡土精英。或者说，本质上，老万还是个农民，还保留有农民的保守、狭隘与自私等弱点。视野依然狭窄，出了麻庄可能什么都不知道了；思想依然封闭，甚至还没听说过民主自由之类的词汇。辛亥（1911）年，武昌首义了，“大清国真得完了”，但老万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甭管他，先办丧事！”

中国人是有土地情结的。“地主”这个词古已有之，不带褒贬倾向，仅仅是指土地的主人，是由农民发展而来的。那么，农民是怎样成为地主的呢？看看《福地》中的王顺子吧！他“是个勤快人，除去租种老万的那二十亩良田，他自己还开了两亩荒地。他有点儿厌倦了给人当长工的日子，更不想让滴翠在老万那里当下人。但要想改变这一切，必须得先有自己的地。”为了能尽快拥有自己的地，当老万问他要人（滴翠）还是要地的时候，他“没等老万说完”，就赶紧表态，要地不要人。可以设想，如果不是百年间包括麻庄在内的中国经历了这么多的变故，王顺子也许早就成为地主了。

周同宾说，他们村里有几户地主，干得比长工多，吃得比长工差，地“都是三亩五亩买来的，历经几代才置下那份家业。”^[7]史铁生的太姥爷，已经有了几千亩地了，“出门赶集，见到路旁的一脬牛粪他也要兜在衣襟里捡回来，抖搂到自家地里……”他“只看重土地这一样东西，盼望收获更多粮食，卖更多钱，买更多地”。^[8]

这应当是中国绝大多数地主的实际情况，他们两耳不问窗外事，一心只在土地中，勤劳，节俭，经过几代甚至十几代的积累，才有了不菲的财富。富了之后作威作福的，自然引人嫉恨。老万祖爷的口碑就很不好：佃户男人新婚，新娘子的第一夜要送到万家来开苞；儿子要骑着佃户的子弟去学堂。

但这即使不是个例，也一定不会是大多数地主的做派。二千三百多年前，孟子在与梁惠王的对话中，以“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说出了一个普遍的真理：拥有固定资产较多的人，因为要对自己的财产、家庭、声誉负责，更会有持久的毅力、不变的意志、善良的本性，做事更靠谱，威望也更高。当然，这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也不是有地有钱就可以做到的。从老万的祖爷起，他家的地就足够多了，但成为麻庄的精神领袖，成为麻庄人的主心骨，是从清同治年间捻军来袭，他爹建成马鞍山寨，招呼村民入寨避难，并组织民团武装抗捻开始的。

进一步想，拥有土地之后，绝大多数地主都会重视孩子的教育。因此，地主在青少年时期大都受过相对较好的教育，文化素质较高。他们未中科举，不曾出仕的，成为了“乡”；中了科举，出过仕，再回乡的，成为了“绅”，慢慢形成了乡绅阶层。乡绅有高于普通农民的文化知识，有超出普通农民的见识，在官场又有一定的人脉，对下层民众生活又有一定的了解。因此，既可以将下情上达于官府，也可以将官方的意旨以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传达下去。而且，这些人大多深受儒家思想浸染，具有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等善举，遂逐渐成为了乡村的灵魂，对广大中国农村的稳定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近代社会，进入商场、官场、文坛、教育界等，成为上层精英的，大多出身乡绅。从中国革命史来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9位留日学生，出身并不贫苦，却以“舍生取义”的情怀，飞蛾扑火，力图拯救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大都出身地主或资本家家庭，但他们坚守着自己的信仰，执着于自己的理想，走上了革命之路。

因此，虽然不是所有的地主都支持革命，但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对地主还是比较尊重的。只是后来，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才改变了政策。这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地主形象塑造的演变就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脉络，而把老万放到这样一个清晰的链条上，也才能看清他，也即《福地》的文学史意义。

三、老万的文学史意义

新文学对地主的描绘早就开始了，鲁迅《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鲁四老爷就是地主，不过，他对地主的描写源于生活的感受，对地主的谴责停留在道德层面。进入1930年代，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兴起，从1933年6月叶紫的《丰收》开始，左翼作家基于政治使命感，对地主（还有资本家）的描写，就更多从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的角度去展开了。^[9]同年10月，毛泽东对“地主”进行的“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 ^[10]的定义，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之后，虽然还有李劼人《死水微澜》从文化的角度表现财主（地主）顾天成的痛苦和不幸的描写，但已经寥若晨星了。

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中共中央提出了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1939年1月，王稼祥强调，虽然有地主会动摇叛变，但就总体来说，对地主，“还是要争取与推动他抗日”。^[11]12月，毛泽东明确指出，地主“还有抗日的积极性，还需要团结他们一道抗日”，并使用了“开明绅士”（“开明士绅”的提法，是稍后提出的，两者所指相同——笔者注）的称谓。^[12]

因此，虽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突出了文艺的政治功能，将文学看作“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但并没有对解放区的文学创作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作为政治的“风向标”，文学似乎透露出政治本身对地主身份定位的犹疑：抗战期间的延安创作，总体上秉持着对地主“团结”加“斗争”的策略，否定批评是基调，但还算宽容，多有揶揄讽刺之意，而无你死我活之感，带有浓郁的民间乡野情调。

1946年，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反奸清算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将土地政策由之前的减租减息调整为没收地主的土地归农民所有。从此，作为一个整体，地主开始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政权的批判和斗争。与之相对应的就是，解放区文学作品中的地主变成了恶霸，主导特征由懒惰、无赖、吝啬、贪婪、奸猾、阳奉阴违变成了凶残狠毒、恶贯满盈、毫无人性。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样写，可以唤醒农民对整个地主阶级的复仇意识，造成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尖锐对立，方便作者抛开两者之间错综复杂的乡村伦常关系，实现“外来”的革命政权对乡村的直接领导和改造。^[13]“于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和人性现象，被简化为两种阶级符号式的人物决一死战。”^[14]之后，从新中国建立到“文革”结束，几乎所有作家，都开始了介于小说修辞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对地主的妖魔化书写，《红旗谱》中的冯老兰、《苦菜花》中的王柬之、《艳阳天》中马小辫，等等，进一步丰富了“恶霸地主”的形象画廊。

控制人的思想，据说有三种途径：教育、宣传与生存威胁。经过革命政府持续不断的教育、宣传，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刘文彩成了地主的典型代表。他们草菅人命，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横行乡里。这么坏，群众自然“人人横眉冷对，个个切齿痛恨”。于是，在现实生活中，开始了对地主这一假想敌的残酷镇压，地主也就“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了。从1946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52年底的“土地改革”运动中，被杀的地主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但为数一定不少。这大大激化了农村的阶级关系，将为数最多的农民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捆绑在了一起。

1979年初，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逐步落实后，地主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对地主的文化的、生活的、社会的丰富性的认识，逼近某些曾经被刻意“忽略”的真相，渐渐成为了可能。这方面，新时期作家们表现出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少见的批判激情，继承了文学“干预生活”的职能，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余华《活着》 都对地主形象作过一些拨乱反正的努力，但由于这不是两位作家在这两部作品中的写作重心，所以没有进行更深入全面的刻划，“彻底颠覆以往地主形象的创新”一直到1992年陈忠实《白鹿原》中白嘉轩的出现，才得以完成。

白嘉轩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正面描写的地主形象”。^[15]他是地主，拥有更多土地是他的梦想，但在购置土地的过程中，一切均按乡村交易原则进行；他遵循传统的道德规范行事，以仁义为本，善待长工，“一生没做过见不得人的事”。但他又不是一般的地主，他是族长，是白鹿原上“头一个仁义忠厚之人”，他的所作所为，均是为了维护“仁义白鹿村”的尊严。难得的是，他为人坦荡、心地善良、处事公正、作风正派，在金钱、女色、权力的诱惑面前，能始终把持住自己，在动荡纷乱的社会变革面前，从容自若、宠辱不惊、独善其身。

不过，他太完美了，完美得让人怀疑，不能代表绝大多数的地主。老万就不同了，他是地主，是乡土精英，但他也有弱点。一方面，在历史的岔路口没有选择的能力，在很多情况下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无论修养，还是品德，都有不尽如人意的表现：孩子们被卷走的时候，他会失态得“对几个下人哭号”；万寿被叫万右派的时候，他会忍不住发怒；妻子去世后不久，他就忍不住寂寞，偷了滴翠，等等。因此，他更真实，也更能代表绝大多数的地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老万，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最接近历史上绝大多数地主真实的文学形象。这或许是叶炜对文学史的最大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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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贺仲明、刘文祥.乡土文学的自主性建构——以叶炜的《福地》及“乡土中国三部曲”为中心[J].当代作家评论，2016（5）：195-202.

[4]王春林、赵闪.乡土与历史的文化书写[J].当代作家评论，2016（5）：203-207.

[5]李新宇.如何面对这片乡土的前世今生[J].当代作家评论，2016（5）：181-194.（这个起止页码是否还需要？文中引了三次，都标了具体页码了。）

[6]叶炜.福地[M].青岛：青岛出版社，2015：2.后面的引文除特别标示的，均出自该书，不再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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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史铁生.记忆与印象[J].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2（3）：6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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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38-639.

[13]沈仲亮.在小说修辞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1）：173-181.

[14]李泽厚.世纪新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367.

[15]林爱民.好一个“大写”的地主——试析《白鹿原》中白嘉轩形象的创新意义[J].名作欣赏，2008（1）：78-81.

原刊于《郑州师范教育》杂志，2018年第2期。